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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教育是母性的

          作者:王木春 發布時間:2021.11.17
          中國教育報

          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是德國著名詩人里爾克于1903—1908年間寫給年輕軍官卡卜斯(后成為詩人)的書信集。這些信件,是一位大詩人寫給另一位未來詩人的文字,其中沒有正面談及教育,但我一直把它當成一本教育書,甚至“生活教科書”來讀。它比許多教育書更影響著我的職業,啟示著我的人生。

              走向內心 回到課堂

          “有何勝利可言?挺住意味著一切?!笔辶昵?,我從某教育學者的書中讀到里爾克這句簡短有力的句子,瞬間就記住了。為了找原文出處,我買來不少里爾克的詩和散文、小說,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便是其中之一。但那時,我還年輕,感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前方等著,根本無須什么“挺住”,只要不“停住”就行。我對書信集是無感的,隨手翻翻而已。第二次打開它,已是五六年后。

          2010年,我擔任學校德育處主任,兼高三年級的負責人和語文教學,壓力與負擔可想而知。但這不可怕,最不堪忍受的是繁雜的行政事務。我日甚一日感到“委屈”和無力,好長時間,獨自糾結掙扎。所幸,盡管如此,我始終未放棄閱讀和寫作,它們是我漂浮在無邊海上的一根木頭。

          一天,我在書架中偶然碰到了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,這本又薄又小的書,被擠在一大排書中間,已經很久了。目光觸及書名,若干年前讀過的那句話驀然出現了:“有何勝利可言?挺住意味著一切?!宾畷r一道閃電劃過我的天空。我早就查過,這詩句并不出自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,但我仍伸手抽出書,像握住一只久違的溫暖的手。我坐到書桌旁,第二次翻開它。

          1903年,還在軍官學校就讀的卡卜斯向著名詩人里爾克訴說生活的“壓迫之感”,里爾克回信告訴他,無論從事什么職業,壓迫感“到處都是一樣”,必須“居于寂寞”,不要受外界迷惑,也不要企圖通過無聊的社交去消除它。接著,他建議卡卜斯:“如果你在人我之間沒有和諧,你就試行與物接近,它們不會遺棄你;還有夜,還有風——那吹過樹林、掠過田野的風;在物中間和動物那里,一切都充滿了你可以分擔的事;還有兒童,他們同你在兒時所經驗過的一樣,又悲哀,又幸?!绻阆肫鹉愕耐?,你就又在那些寂寞的兒童中間了?!边@些句子,有如清風吹拂過陰暗的心頭,我一遍遍朗讀著這些詩性又深邃的句子,心底漸漸亮起微光。

          卡卜斯對自己的詩作缺乏自信,里爾克對他說:“請你走向內心。探索那叫你寫的緣由,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盤在你心的深處……這是最重要的:在你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自己:我必須寫嗎?”里爾克回答的是寫作問題,但此刻,他“走向內心”的勸告與“我必須寫嗎”的追問,卻無端地觸動了我。我不由得自問:這幾年來自己所承受的行政工作,是“我必須做嗎?”我的個性適合它嗎?不!那么,我最正確的做法是:回到課堂,回到兒童中間,從這里而不是別處,去體驗學生時代的“悲哀和幸?!?,這才是我“內心的工作”,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被世俗潮流裹挾著,去做各種不情愿的事,折磨自己,虛度光陰……

          兩天工夫,我仔細重讀了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,體會到馮至先生說的“往后我們讀這些書時永遠是個驚訝者”的意味,也看清了自己職業的方向。

          從此,這本一百多頁的小書不再離開過我的案頭。直到兩個月前,發現另一家出版社出了大開本的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,也是馮至先生的譯本,我買來換下已被各種色筆涂鴉得凌亂不堪的舊書。

              以人去愛人 以人去愛“己”

          在不同的信里,卡卜斯向里爾克訴說著情愛的苦惱,里爾克都耐心而坦誠地一一回復。里爾克寫道:對待情愛,要有敬畏心,也不要被它迷惑;在“性”中,“超越一切的也許是一個偉大的‘母性’作為共同的渴望”。這種母性,在少女、年輕母親和老婦的身上,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,而且“在男人身內也有母性,無論是身體的或是精神的;他的創造也是一種生產……”另一封復信中,里爾克寫道:“愛,很好;因為愛是艱難的。以人去愛人:這也許是給予我們的最艱難、最重大的事,是最后的實驗與考試,是最高的工作,別的工作都不過是為此而做的準備?!倍嗄陙?,每次讀到這些話語,我總不由自主地聯系起教育——教育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精神的創造和生產呢?而好的教育一定也是母性的,需要“以人去愛人”,即把每個學生當成人??蓮慕桃詠?,我是否能把每個學生看成一個“個人”,而不是一個為自己獲取名利的符號,或別的什么工具?

          很慶幸,在我走上講臺的第11個年頭,一本書——蘇霍姆林斯基的《給教師的建議》——進入了我的視野,它讓我第一次意識到,在教育的田野上,分數固然重要,卻不是最重要的,更不是唯一的;語文課堂上,除了ABCD冰冷的選項之外,還有美的文學、深邃的哲思、喜怒哀樂的情感;課堂之外,更有廣闊的生活、千姿百態的人生。所有這些,都是語文,都是教育?!叭恕笔侨f物的尺度,“人”也是一切教育的目的。

          讀到“以人去愛人”幾個字,我的腦海里就浮現出一張蘇霍姆林斯基與小學生的合照:他坐在椅上,幾個小學生圍在身旁,其中有個微笑的小女孩,右肘自然地放在蘇霍姆林斯基的左肩……在《致未來的教師》一文中,蘇霍姆林斯基說他常收到師范生的來信,而幾乎所有的信都提出一個問題:在教育工作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?蘇霍姆林斯基答道,他對這問題已經思考了32年,回答它并不容易,因為在他的工作中,沒有哪一樣是次要的?!安贿^,教育工作畢竟還是有個核心的,”他說,“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們的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人?!弊鳛樾iL,蘇霍姆林斯基還時常提醒教師們:并非所有的學生將來都會成為工程師、醫生、科學家和藝術家,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人,培養丈夫、妻子、母親、父親,而放在第二位的,才是培養未來的工程師或醫生?!氲教K霍姆林斯基這番“提醒”,我有時不禁感慨:今天的校長,還有多少人還愿坐在學生中間,而孩子們把信任的小手放在他的肩頭?

          愛是艱難的,但“以人去愛人”,才是真正的愛,也是更艱難的愛。為此,里爾克說,愛必須通過學習,“用他們整個的生命、用一切的力量,集聚他們寂寞、痛苦和向上激動的心去學習愛”。

          關于“愛”的話題,里爾克還向卡卜斯強調,愛不是使人迷失自我,相反,要在愛中成全自我。他認為,如果“每個人都為了別人失掉自己,同時也失掉別人,并且失掉許多還要來到的別人,失掉許多廣遠與可能性”,那么,這是一種錯誤的愛。他告訴卡卜斯:“愛的要義并不是什么傾心、獻身……它對于個人是一種崇高的動力,去成熟,在自身內有所完成,去完成一個世界,是為了另一個人完成一個自己的世界?!崩餇柨说脑挵岛狭宋覂刃膶處熉殬I的看法:熱愛教育工作,但不意味著必須在工作中“失掉自己”,教師應當在成全學生的過程中,也不斷地建設自我,發展自我,成就自我。后來,我在做民國教育研究時,從錢穆先生的經歷中,也加深了這點認識。錢先生從普通的鄉村小學教員,到登上北大、清華講壇,以至成為一代史學大家,即印證了里爾克所謂的“愛的要義”的正確性和可行性。

          三年前,我終于辭去了所有行政職務,回歸做一名單純的語文教師。從此,多了些余力去從事我喜歡的民國教育研究。這是我對里爾克“以人去愛人”的另一層解讀——以人去愛“己”。

              建造心中的“神”

          三年前的一天,年輕教師L發來微信,訴說她在學校里親歷的場景:學校舉辦元旦文藝演出,因場地有限,只允許高一年級部分學生前往觀看,領導挑選快班學生參加,而慢班學生待在教室里自習,等時間到點才能放學。得知情況后,慢班學生情緒激動,L只能盡力安撫。微信的最后,L拋給我一個問號:王老師,為什么你10年前批評的教育現象,如今依然存在?

          我想起10年前的一段往事。2008年,學校舉辦一場“文藝聯歡會”,也是會場座位有限,年段學生無法全員前往觀看。當時我是年段的負責人,為公平起見,擬采取抽簽方式決定哪些班級參加,后來,由于某些原因,校領導要求年段只選表現好的快班學生前往。幾天后,我收到了一封學生的匿名信,表達了慢班學生的不平。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我,我把整個過程和自己的思考寫成文章在省內某教育刊物發表,曾引起一些校長和教師的關注。

          時隔多年,當年那一屆的學生L早已大學畢業當了教師,竟然也遇到類似的問題。我讀著她給我的信,仿佛讀著10年前那名高中生塞進我抽屜里的匿名信,心情一樣沉重。

          沉思良久,我回復L:教育的進步,如同社會的進步,哪怕一點點,往往需要漫長的過程,唯有忍耐,才能看見未來。你我所能做的,就是做好自己的事,平等對待學生,關愛學生(就像你今天做的),進而去感化周圍的人,這就是胡適先生提倡的“得寸進寸”。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,但對未來我始終充滿信心,我相信,社會總要往上走的,因為人性有光,文明是一種力量。

          第二天,翻到前一晚與L的來往信息,心緒依舊難平。我突然記起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中的幾段話,隨手打開書就找到了,每個字似乎都是為我而寫的:

              好好地忍耐,不要沮喪,你想,如果春天要來,大地就使它一點點地完成,我們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,不會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為艱難。

              像是蜜蜂釀蜜那樣,我們從萬物中采擷最甜美的資料來建造我們的神。我們甚至以渺小,沒有光彩的事物開始(只要是由于愛),我們以工作,繼之以休息,以一種沉默,或是以一種微小的寂寞的歡悅,以我們沒有朋友、沒有同伴單獨所做的一切來建造他……

          在這封信里,里爾克希望卡卜斯努力去建造的這個“神”,在我心目中,就是“信念”或“信仰”的化身。它無關乎宗教,卻與我的職業生活乃至生命狀態息息相關,擁有它,無論置身于什么環境,我都心懷一份前行的希望。

          今年8月,女兒即將返回深圳教書,這是她入職的第二個年頭。新手教師最艱難困苦的第一年是挺過去了,但教書工作,是沒有完全輕松容易的時候的。想到當下教師職業遭遇的種種困難,想到女兒骨子里的某些“浪漫基因”,我仍擔心她會有所不適應。于是在女兒臨行前,我拿出新的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送給她。女兒接過書,驚訝道:“幾年前不是送我一本了?”我半開玩笑說:“沒關系,現在你的身份不是大學生了,是教師。有空重讀一遍,給人生重新定位一下,也給自己補充點兒‘正能量’?!逼鋵?,我希望她在教書過程中遇到艱難或不合理的事情時,能看到光亮的一面,并在心中為自己建造一個“神”。

          1937年,馮至先生在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的譯者后記中深情寫下:“當我于1931年的春天,第一次讀到這一小冊書信時,覺得字字都好似從自己心里流出來,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,感到一種滿足,一種興奮,禁不住讀完一封,便翻譯一封,為的是寄給不能讀德文的遠方的朋友?!?/P>

          今天,這個初冬的午后,第N次重讀這10封信時,我像穿越時空,遇上了110多年前的里爾克、卡卜斯,也遇上了80多年前的馮至,我們喝茶聊天,我們談寫作,談職業,談性與愛,談寂寞,談人生,對了,還談教育,談春天……

          (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東山一中語文教師)

          《中國教育報》2021年11月17日第9版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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